家住新疆克拉玛依市的韩爱琴是2003年夏天和邻居聊天时第一次听说“遗体捐献”这个词的。她当时就想：是个好主意哎。人一走，埋也就埋了，还占那么大块地儿。要是身上的物件儿能救人家的命，那不是积德的事儿吗？
2005年，韩爱琴去了一趟乌鲁木齐九龙生态园之后，就有事没事地在老伴赵顺德耳旁唠叨些“捐献遗体、捐献器官”之类的话。在那个秀美的地方，韩爱琴看到了政府为四名自愿捐献了遗体的义士们修建的纪念碑。
一开始老伴没往心里去，随口应付着：“是吗？这些人可真伟大。”可一两年了，这种“晦气”的话题在家里越来越多。
小女儿赵虹雁经常下了班来父母家，她和母亲常谈论谁谁“不行了，要是能移植上个肝肾的就能活过来”这些事儿。而且一说起这些事儿，娘俩儿的声音就特别大，好像故意说给父亲赵顺德听。
经过打听，韩爱琴得知遗体捐献或者器官捐献必须要自己所有的成年近亲属都签字同意时，她犯难了：“老头子这第一关就过不去。”于是，老太太先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女儿赵虹雁。
“妈，我也和您一起捐！”赵虹雁听了母亲的想法之后毫不犹豫地这样说，“至于爸爸那边嘛，咱慢慢做工作。”
2006年，赵虹雁以为时机成熟了，就向爸爸直陈了自己和妈妈的心思。结果却招致了老爷子一顿雷霆之怒：“古时候被判了死刑的犯人还巴望着留个全尸呢！你们可倒好，赶着要把自己大卸八块！想让我同意？门儿都没有！”
“虹雁，别着急。咱爸一辈子爱帮人，他早晚会想通的。”已经义务献血3次、上世纪90年代就成为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的李忠明这样安慰妻子。
就在母女俩对这件事几乎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悲剧让事情有了转机。2009年，和赵家关系亲密的小辉被确诊为肝癌晚期，因找不到可配型的肝源。很快小辉就走了。
得知这一消息，赵顺德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起捐献遗体和器官这事。他想：是啊，一辆车报废了并不代表所有零件都报废，如果把能用的零件换到别的故障车上，不是好办法吗？抱着那些老脑筋有啥意义呀！等女儿回来时赵顺德对她说：“人走了，也没办法，以后多帮帮他家里吧。我有个事儿给你说说，那个遗体捐献啊，把我也算上吧。”
2012年10月17日，是赵虹雁38岁的生日。她早早地起了床，搀着母亲来到了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她们来领取《遗体捐献申请登记表》和《眼角膜（眼球）捐献申请登记表》。赵顺德、韩爱琴、赵虹雁、李忠明，每人一套。回家后，翁婿俩都用双手接过了母女俩递过来的申请表，在申请人处郑重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2013年1月14日，申请表正本交到了乌鲁木齐市红十字会，副本拿回到每个人的手里。这意味着：在他们每个人为着他人的生命和健康不停思虑的大脑停止思虑那一刻，他们圣洁的躯体将贡献给人类的医疗研究事业；他们明亮的眼眸将帮助其他人去欣赏这个温暖的世界。（文图均由克拉玛依市委宣传部提供）
